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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庆 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

在批判中创新,在反思中进取;将理论融入实际,从实际提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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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经贸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广州市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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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庆:中国传统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模式与出路  

2012-11-22 10:27:20|  分类: 东莞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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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工产业曾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之初,低廉的人工成本,优厚的招商引资条件,使中国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转移的最佳对象。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认为,企业的代工模式在短期内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开资金和技术的束缚,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进入到国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效率都明显高于以自有品牌进行国际营销。但长期来看,企业只从事代工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将失去持续发展的能力,只能依靠微薄的加工利润生存。本文由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静宇采写,发表于该报2012年11月22日A01版,原标题为:中国传统代工“末路”。

    来自广东韶关的张辉 (化名)这段时间比较忙,经常来往于韶关和越南之间,难得在家有个休息的周末。 “没办法,我也不想这么累,可是工厂还得照样干啊。 ”

    张辉是从事鞋帽产品加工生产的生意人,从他爷爷那辈起,家族就一直经营鞋帽生意,可最近几年,张辉慢慢发现,自己从事的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因为生意利润越来越少了。

    “原材料上涨、工人工资不断增加、税负没有减少,产品价格还没怎么提高。 ”掰着手指头算账的张辉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原来,张辉经常去越南的原因就是在谈那边的新工厂。 “现在一些同行们纷纷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那一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比国内低很多。 ”

    代工产业曾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之初,低廉的人工成本,优厚的招商引资条件,使中国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转移的最佳对象。

    而彼时刚开始施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量农业人口涌到东南沿海城市,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雇于代工企业。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渐失,失去低成本优势的中国代工业危机重重,必然面临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身上的光鲜与背后的辛酸是共存的。

    低廉成本时代一去不复返

    “2006年以前,随便在广东沿海办个工厂,都能赚很多钱,那个时候比较忙的时间就是接待客户。”张辉回忆起过往的好日子时,眼神里掩不住兴奋。但一谈到现实,就变得神情落寞。

    “2008年以前,我们的产品都出口到欧美市场,但这块业务从2008年开始,利润就越来越薄。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就很少接到新客户的订单,现在主要是依靠老客户的订单生存。 ”张辉说,订单减少了,人工成本却在飞涨,“厂房租金2008年是7元每平方米,现在是10元每平方米。人工成本也升了很多,比如2008年请个师傅,每月1300元就差不多了,现在没有每月3000元保底,根本请不到人”。生产成本上去了,产品价格却没法涨,张辉叹着口气说:“现在我们是真不赚钱。”

    能让张辉把工厂迁往越南的主要动力除了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以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土地价格也比较低。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广东以及珠三角的空余土地是越来越少,几乎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地价肯定是越来越高,要想买一块像模像样的土地,手上没有十分丰厚的资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张辉说。

    广东省内的部分服装鞋帽生产企业经历了从广州到江西,再到广西,最后到越南的迁移过程,目前越南的生产成本要比国内低最少30%左右。

    张辉告诉本报记者,在“中国制造”的利益链条中,外商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中国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而已。 “以一双售价800元的耐克鞋为例,材料成本不足百元,渠道成本不到300元,耐克公司要赚400元,中国的生产工厂每双只赚不到20元。 ”

    “再加上一双鞋的人工费、水电费、税费、排污费等等,一双鞋的净利润几乎不到15元,有的还需要和客户共同分担运费什么的,真正赚到的钱就没有多少了。 ”张辉补充说到。

    让张辉头疼的还有厂子经常招不到工人,“以前是工人排队到工厂找工作,现在是工厂扎堆招工人。 ”

    产业集群:新模式异军突起

    和张辉相比,来自河南的商人李胜利的电器配件加工生意是越做越好。

    前两年,李胜利就在自己县里的工业园区与别人合伙买了一块地,因当时土地是在工业园区内,又属于工业用地,所以地价不是很高。“买完地之后,我们就盖起了厂房,全是钢结构厂房,厂房盖完了我们就开始招员工。现在我们专门给山东、安徽、福建几家电器设备做电器配件的加工生产。 ”李胜利说。

    当初李胜利和电器制造商合作的时候,对方就上门免费给员工做培训指导,连生产流水线都是对方给安装调试的,最让李胜利满意的是,对方给予的合作模式:下了订单就给定金,交了产品就给全款。

    李胜利告诉本报记者,“和沿海相比,我们这边的生产运营成本还是相对较低,对方把成品配件拉走,直接在他们那儿安装,省了他们的配件生产,包括流水线、厂房设备以及员工工资。其实他们所用的我们生产的成品配件成本要比他们自己生产的低。 ”

    李胜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比如一个配件,原材料费加上工本费还有杂七杂八的费用,我们的成本是23元,可是卖给他们的话就是28元,中间的5元差价就是我们的纯利润。 “如果在他们那儿生产,所有的成本下来是要超过28元的。 ”

    有了订单就有了生产,有了生产就有了生意,“现在基本上不存在没有订单的情况,订单最多的时候工厂还连夜加工。 ”李胜利说。

    土地价格较低,加之李胜利的工厂属于县里招商引资项目,按照县里的文件规定,当地政府给承诺“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所以李胜利从建完厂房到投入生产,并没有花费很多功夫。

    当记者问到 “如果没有订单或者生意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李胜利告诉记者,“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一旦没有订单或者生意冷清的时候,一是考虑出租厂房、二是在管委会那里备案,他们会帮我们寻找合作项目,总之我们的厂房不会闲置下来。 ”

    李胜利所说的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不同产业集群的纵深程度和复杂性相异,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

    记者了解到,像张辉这样的皮鞋代工企业,在中国已经有了三大产业集群,分别为广东、浙江、福建。广东省以生产女士皮鞋为主,主要聚集在东莞、惠州等地;浙江以生产男士皮鞋为主,主要聚集在温州、温岭、台州等地;福建的传统产品是运动鞋,近几年皮鞋发展十分迅速,企业主要聚集在晋江、石狮等地。广东省和浙江省主要为国外品牌做代工,产品以外销为主。

    最让张辉印象深刻的是意大利的布伦塔河制鞋业。布伦塔河沿岸是意大利制鞋业中心之一,目前有800余家企业,雇佣员工达2万人,产量的87%用来出口。布伦塔河企业本身并没有顶级品牌,却吸引了很多国际知名品牌在这里投资设厂,发展成了皮鞋“贴牌制造中心”。

    布伦塔河制鞋业跟温州等地方的中小型企业群有很多相似之处。

    布伦塔河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但企业之间的分工非常细致,每个企业只负责其中很微小的一个生产过程。 “借鉴到中国目前的状况,由于企业资金、技术、市场等条件所限,我们不可能指望中国内地的代工企业都发展成富士康那样规模的企业,反倒是布伦塔河模式对于多数中小企业都可以模仿。 ”张辉说。

    张辉还告诉记者,“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产业集群,促进知识在企业间的流动,在外部规模经济中实现劳动力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逐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身。 ”

    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科技含量低、利润低,是“中国制造”几乎“与生俱来”的特点。不少行业内人士将“劳动力成本低”视为优势,并以庞大的“产量”数值引以为豪。但是不掌握核心科技,只付出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其内在含金量并没有多少。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告诉本报记者,从短期来看,企业的代工模式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开资金和技术的束缚,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进入到国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效率都明显高于以自有品牌进行国际营销。但长期来看,因为这些企业只从事代工生产,其在产业链中处于上无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下无独立营销渠道的尴尬地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将失去持续发展的能力,只能依靠微薄的加工利润生存。

    “鉴于以上这种情况,继续贴牌还是独立创牌,已成为国内企业界、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品牌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的媒介,贴牌还是创牌之间的选择,其实质就在于企业要如何利用其内部要素来解决外部要素所带来的挑战和冲击。两种不同模式的选择,也将决定中国代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先庆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改革与发展研究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从长远来看,代工企业可利用他们现有的专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眼光向内也向外,走品牌创新之路,进入国内和海外两个消费市场。“这条路虽不好走,但再没有更好的出路了。 ”该专家表示,若仅靠自身的努力,缺少资源甚至话语权的代工企业很难走好品牌之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政府或更应该承担起代工企业引路人或合伙人的角色,同舟共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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