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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庆 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

在批判中创新,在反思中进取;将理论融入实际,从实际提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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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经贸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广州市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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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庆:粤商的的“过于务实”与五大缺失  

2011-11-23 09:16:34|  分类: 商贸流通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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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到底要不要改革,内陆区域在没有定论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而粤商群体却不纠结于此,也不等一个权威答案的公布便率先行动。从引进外资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到集体、国有企业的改制,粤商都走在前头,融化“旧有制度”的冰封雪藏之境,其中固然有“改革试验地”先天的政策优势,但也离不开粤商突破外在约束的自由特性。广东商学院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长期以来直言,粤商群体过于实在,太务实,重短期利益和经验决策,凭感觉,整体有“五缺”——缺战略、缺布局、缺运作、缺品牌、缺合作,对未来持续发展缺少一种理性思维方式。下文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史川轩采写,发表于该报2011年10月25日第24版,原标题为:南窗口启示录。

    广州当地有句出名的俗语,叫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说的是,东山向来是广州权势实力人士的世居地,出入东山多是官家子弟;西关是自古广州商业繁华区,出身富商之家的小姐们多数居住在那里。花园式洋房与西关大屋,用建筑的美学诠释着权力与财富、现代与传统,成为1930年代广州社会的缩影。

    两大既富且贵的宝地出现,与广州开放的商业生态密不可分。

    西关门外原是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河网交织,分布着农田、村落,明末已经建有18个商业街坊,形成“十八甫商业区”。清代,西关大片民居兴起,尤其在西关一带设有专营对外贸易事宜的十三行商馆,居民由农村居民摇身一变,成为工商业户,繁华都市许多民俗应运而生,市井文化中产生了多才多艺的“西关小姐”。

    而广州老城东门外,在明代多为山丘荒地及乡间道路,明末清初建有一批园林、寺庙,清代以后,商业区扩展至城东,清末,外国教会在此兴建礼拜堂、教会书局、学校,出现别具风格的城市面貌,宣统三年(1910年),广九铁路通车之后,外国人和本地富商在东山大建住宅,尤其至民国初年,部分华侨和军政官僚陆续兴建仿西洋别墅,“地价日增,屋宇日盛”,于是,出现了洋派头的“东山少爷”。

    从十三行时期的“一口通商”,至鸦片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广州可谓是欧风美雨登陆中国的桥头堡,中西文化在此碰撞,塑造了一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性,“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正是中西交汇大背景下的投影,而兼收并蓄、自由生长的精神特质,在粤商精神人格中亦有投射。

    自由精神

    在中国商帮中,粤商行事风格低调,但仍被认为是最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业群体之一,其共性特征即为开放兼容、精明务实以及善于抢占先机。

    历史上,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南窗口”,海纳百川成为粤地主要的文化特点。在长期的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中,广东文化逐渐更新了自己精神特质,从而形成了“开放兼容”的形态。

    广州荔湾区华林寺一带,当年是达摩的“西来初地”;早在明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就是通过澳门、广州、肇庆等地逐渐北上的;意大利教士利玛窦登陆后首先在肇庆端州传教。尤其近代以后,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外来文化入华“第一站”,最早引入了西洋风格的建筑,最早引进生产玻璃器皿、西洋钟等新材料和新技术,最早使用电车、巴士的区域之一,甚至还是最早兴起穿西装、打领带的地方。

    广州大学建筑学教授杨宏烈长期致力于十三行遗址保护,他将广州的历史文化坐标定义为“四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在他看来,开放性是其最本质的城市基因,其国际性商业城市的定位发轫于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一百多年,当时上海还是小县城,广州已经是一个万国旗飘的‘国际化’的大商埠。”

    此外,广东位于大陆南疆,远离中华文明腹地的中原本土,远离政治中心,为岭南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为其自由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华南理工大学程宇宏博士在其《乐感文化:粤商文化的一种解读》一文中这样写道:“一方面,岭南文化是接受主流文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加强自我认同,采取的是完善自身的文化根基,又不断汲取外来影响的策略……在广采博纳中丰富及充实自我,其形态并不完全认同于主流文化,观念意识、行为作派、民风民俗等等,都有独树一帜的特色……儒家官方意识形态难以发挥绝对权威的影响力,道家、佛家,甚至西方文明都有其自由发展的空间,造就了粤商精神气质的来源较为驳杂,各种观念成分兼收并蓄。”

    由是,内外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塑造了粤商迥异于其他商帮的精神特质。不同于正统意识形态尊奉的“等级文化”,粤商倡导平民文化,身份感不强,骨子里也没有贵族、精英的概念,不觉得自己有多高贵,也不会主动排斥外来的人和思想,这为广东文化带来了极大包容性;同时,粤商的个体意识和自由精神非常突出,他们不注重权威,一切以“务实”为要,顺“自然”行事,无视权威和既有成例,往往敢于率先寻求制度的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到底要不要改革,内陆区域在没有定论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而粤商群体却不纠结于此,也不等一个权威答案的公布便率先行动。从引进外资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到集体、国有企业的改制,粤商都走在前头,融化“旧有制度”的冰封雪藏之境,其中固然有“改革试验地”先天的政策优势,但也离不开粤商突破外在约束的自由特性。

    由于开放与自有精神的洗礼,相比较与统治当局亦步亦趋、配合更加默契的晋商、徽商,粤商在政治上也显得更为独立和活跃。

    比如,晚清时期,粤商群体就不顾当局的阻挠,多次领导各种挽回利权的斗争。粤商曾经联合两湖地区绅士商掀起了收回粤汉路权运动,要求废除《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最终迫使美方在1905年交出了修筑粤汉铁路的所有权利;同年,在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拒约(指清政府拟与美国续约《限禁华工保护华民条约》)反美运动中,粤商在广府地区成了“抵制苛待华工不用美货总公所”,作为全省运动的领导机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东商人成立了“粤商自治会”,该组织为商人的立宪团体,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在维护商人权利、反对当局对外政策等方面,都表现出激进的政治态度。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所以选择广东作为一大活动基地,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粤商群体中有大量坚定的追随者,拥有强烈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

    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巨商张弼士。张本人其实颇受清廷器重,曾被赐予头品顶戴、光禄大夫,补受太仆寺卿,1907年更被认命为督办铁路大臣,但在政治上,他仍然有自己的坚定立场,支持其子张轶捃参加同盟会,暗示南洋所属企业支持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还曾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30万元。辛亥革命爆发,曾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其本人名义捐赠巨款。南京政府成立后,张弼士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事等职务,显示了其独立的政治立场。这种态度恐怕在深受儒家教化的商帮中并不常见。

    期待“韧劲”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曾如此评价广州人,形容粤商也颇为贴切:“广州人是善于处理世俗事物的人、精明的讨价还价者,长于技术、批评直率,勇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敏捷、活泼,擅长掌握新的技巧,但这些技巧总的来说是商人的技巧、小手艺人的技巧,他们是长于为自己利益而讨价还价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尽力而为的有组织的人。”

    同样,程宇宏博士认为,与儒家文化浸染的晋商、徽商相比,粤商明显缺乏一种“理性主义的组织架构”。比如,晋商票号业,号规非常严格,号内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宿娼,强调从业者高度的行为自律,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甚至不乏“禁欲主义”的色彩;而徽商的治理模式则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强调纲常伦理的“礼”,重视心性修养,既维系血缘情感的温馨和谐,又有力地约束情感与成员行为。

    而粤商为人处事则随性自然得多,其寻求的最佳状态是“乐在其中”,工作和享乐集合到一处。不同于勤勉、节俭的儒商形象,粤商往往更显得“好吃、好玩、好享乐”。在产业选择方面,粤商又以“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闻名,并没有固守特定行业、深耕到底的观念,由于善于把握经商环境中的潜在商机,粤商更乐于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经营方向。相应的,着眼于长期规划设计的动力则往往显得不足,也缺乏制度化管理的观念。

    比如,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利用连锁卖场的模式,彻底颠覆了家电渠道领域的产业格局,同时,创造性挖掘了“类金融”的潜力,利用零售业的强大现金流投资地产等业务,商业运作灵活多变获利颇丰,不过,在零售领域精细管理的用心则不如竞争对手,最终导致起家行业的领导者地位动摇。

    粤商群体中,这类情况绝非孤例。广东商学院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就痛心粤商在诸多领域“起得早,发展晚,星星一大片没有月亮”,“比如说,广东的市场发展最早,这里有最早的女人街、夜市、音响城、图书城等等,但现在做得最好的却全都不在广东。粤商经常是赶紧场子做起来,赚了钱就忙着去挣其他快钱,不愿意投资品牌,长期发展。”他形容广东三大模式特别盛行——租赁经济、加工经济、定单经济,其共性就是见效快、好调头。

    程宇宏形容许多粤商是“基于‘激情’创业,但缺乏韧性难以可持续发展”,非理性主义的享乐观念在粤商中又较为普遍,使得投入于企业积累与创新的资源减少。他认为,粤商群体的自由主义和务实传统,一方面成为其创业与创新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力机制,另一方面,过度的自由与务实,又使得部分粤商停留在“挣快钱”的阶段,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生命周期短,难以顺利成长为大型组织,产业内呈现出同类新老企业频繁更迭的现象。事实上,不少学者对此忧心忡忡。

    陈泽泓在《广府文化》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务实使广府每一寸土地都有着热腾腾的商机,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成为赤裸裸的商机,旺气十足,但往往缺乏远见,没有在内涵上下足工夫。”而王先庆长期以来直言粤商整体有“五缺”——缺战略、缺布局、缺运作、缺品牌、缺合作,“凭着早期的经验和胆识迅速发展致富,未来持续发展缺少一种理性思维方式,不习惯进行系统性布局。这种粗放的经验主义,在后工业时代缺乏竞争力,也走不远。”

    事实上,粤商太过务实、缺乏韧劲的软肋在产业领域已经有所显现。如今,粤商群体在新能源、电子商务、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的表现不太引人瞩目,其最具优势的产业是地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所所长申明浩评论道,“前两年,广东富豪数量在国内的富豪榜中往往占比最大,今年广东富豪的大面积缩水,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宏观调控一波接着一波,而广东其他优势行业也不多,整体潜力粤商与浙商是有差距的。粤商群体中有很多巨富,可相当部分是依靠制度套利,靠技术创新成就的巨富太少。”

    根据2010年5月发布的《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显示,在1999年—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等各色榜单上榜的富豪中,浙江出生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330人,雄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位,而在广东出生的亿万富豪是197人。除了人数占优,浙商间的合作也更胜一筹,其典型特点就是“抱团”,基于亲缘、乡缘网络之上建立的“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同,以获得“族群”对于本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主导权,相比较而言,粤商产业集群的协同性要差很多。

    可以说,开放性、平民性是粤商的重要驱动力,由此成就了两百年始终不衰的商业传奇。但是,“一口通商”抑或“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而今都已不在,开放环境为所有商帮所共享,而随着产业竞争的深化,坚韧性与持久性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如何既创新又守业,继往开来,再续当年“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引领时代的盛景,这是新粤商们需要直面的课题。

    (特别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申明浩主任、广州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的杨宏烈教授、广东商学院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接受采访并提供宝贵资料,文章部分内容援引自陈泽泓著《广府文化》,程宇宏著《乐感文化:粤商文化的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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